节选自来自杜尚别的爆炸声——从塔爆炸事件透视“伊斯兰复兴运动”

原作者陆乐

宗教极端主义与严峻的中亚反恐形势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其涉嫌的恐怖主义活动，实际上只是中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与严峻反恐形势的一个缩影。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呈现出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宗教也不例外。当伊斯兰复兴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极端化和狂热化以后，就会使得这种宗教复兴发生异化，蜕变成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由于“对现实世界的政治追求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的重要特征。伊斯兰教对政治权利的关切是始于先知”，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当伊斯兰复兴进入到全面深入发展的阶段后，一些激进派开始分化，为了谋求国家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他们开始采取各种手段，从公开合法的参政活动(如土耳其)到非法的暴力恐怖活动(如车臣武装)，他们开始以一种极端组织的形式活跃于民众之中，信仰的极端化、行为的狂热化、宗教的政治化是其最典型的特点。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利用伊斯兰教发动穆斯林组成的社团或组织，以极端的手段反对世俗国家政权并试图建立以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社会”。它用一种偏执、无限扩大化、极端片面、绝对化的观点诠释了它所谓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体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一词中含有“伊斯兰宗教”字样，但是它却只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展开的一系列极端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达到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完全不同于伊斯兰教信仰本身所倡导的敬主爱人、中正和谐、宽容和善的价值观念，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并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在伊斯兰宗教外衣包裹下的一种宗教以外的极端主义的表现。

在中亚地区，伴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教职人员也开始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当中，并开始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复兴伊斯兰教，甚至出现了用武力推翻世俗政权以建立伊斯兰“政教合一”政权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在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大气候下，各种宗教势力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不惜采用过激手段发动颠覆世俗政权的武装暴力行动。同时，长期觊觎国家权力和对现行世俗政权不满的政治反对派和地方利益集团也开始利用宗教，以恐怖暴力手段向政府施压。周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利用中亚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契机，将中亚地区看作为扩大其教派影响力的“精神处女地”，不断加大极端主义思想对中亚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中亚各国独立后出现的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等诸多问题，无疑也为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中亚地区涌现出了大量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这样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它们利用中亚各国转型期间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大力宣扬公正、平等、施舍、济贫等伊斯兰教义，以迎合广大穆斯林群众，煽动青年教徒对政府和社会制度的不满，利用民众在宗教上的无知，在中亚地区正统伊斯兰教较为薄弱的环节向广大民众大肆灌输伊斯兰激进思想。

在这一背景下中亚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其中，已形成相当规模和影响力的有“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此外，中亚地区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都以推翻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为目标，相互勾结，协调行动，且得到“基地”组织和“乌伊运”等国际恐怖组织的资助和指导，也得到伊斯兰复兴党和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加大了向中亚地区渗透的力度，塔吉克斯坦国内一些极端分子受到蛊惑，选择参加境外的极端武装组织。根据塔吉克斯坦官方数据显示，大约名哈萨克人、名吉尔吉斯人和名塔吉克人已经加入了叙利亚的极端组织武装。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塔吉克斯坦特警司令哈里莫夫于年5月宣布加入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一事件不仅被认为是塔吉克斯坦出现新一轮激进伊斯兰教思潮的标志，更是对该国及中亚乃至周边国家反恐事态的重大考验。

“国家观念”构建——一场艰难的战役

恐怖主义袭击或许只是政治斗争的极端形式，但除了一时吸引眼球外，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凭借恐怖主义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事实上，很少有人意识到，目前塔吉克斯坦政府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正在“国家观念”领域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而这场较量的结果才会真正决定这个中亚国家的命运。目前，双方各自形成了一套相互独立的国家观念，争取获得大众支持。举例来讲，当前塔吉克斯坦国内流行的萨拉丁·艾尼的作品被大众广泛阅读，特别是他年出版的《塔吉克文学的意向》，从塔吉克斯坦历史叙事角度阐述和奠定了“塔吉克民族性”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塔吉克斯坦政府的意图是利用艾尼的思想理论，作为今天塔吉克族群塑造的重要内容，表现出的是对世俗化国家建设的热切期盼和对伊斯兰宗教政治力量的排斥，可以明显看出以文化溯源的方式促进政治整合的诉求，这一点引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不满。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同样运用这些资源，但更多强调其伊斯兰教特征。与塔吉克斯坦政府所推行的，在城市效果显著的“文化复兴”精英化战略不同，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塑造塔吉克斯坦的“族群”认同更有影响力。伊斯兰化的宗教仪式深深嵌入以“部族为基础的地区网络”之中，并以村社的社会实践和家长制的塔吉克家庭形式紧密系。有趣的是，伊斯兰认同感的形成被认为与塔吉克斯坦农村妇女紧密联系。妇女和老人在村社中很大程度上担当了伊斯兰宣传者的身份。其结果，在农村伊斯兰文化在“私人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着文化宣传所不具备的巨大作用。这令今天的塔吉克斯坦社会成了一种奇怪的“矛盾聚合体”——当有人问一个村民，成为“共产党员”（指执政党）和穆斯林是不是很矛盾时，他的回答往往会很有趣：“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工作时禁食和祈祷，但是我们妻子和孩子可以。他们呆在家里，必须禁食和祈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穆斯林的大家庭中。”显然，在“国家观念”领域进行的这场较量中，塔吉克斯坦政府奉行的“文化复兴”精英化战略未免有鞭长莫及之感，只有针对塔国城乡的不同特点进行社会政治化，这种认同塑造才会达到其应有的效果。这会是一场长期而艰难的斗争，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结语

9月4日发生在杜尚别的恐怖袭击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塔吉克斯坦国内世俗政权和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以拉赫莫诺夫总统为首的现政权主张建立民主、法制和世俗的国家，而代表宗教极端势力的反对派则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双方在国家观念认同、国家体制和权力分配上双方存在着重大原则分歧。更何况，除塔吉克斯坦国家本身的内部原因外，西亚、南亚一带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对中亚国家的渗透，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支持和操纵，直接造成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日益嚣张，这些都在客观上决定了塔吉克斯坦还将长期在动荡中徘徊。

更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塔吉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国家，近年来中塔合作日益加深，中国已成为塔第二大贸易伙伴。尽管此次事件距离造成塔吉克斯坦全国性安全危机还为时尚早，但以目前塔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来看局部骚乱有可能常态化，这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造成一定影响，对此应加以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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