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乡村电影时光

文猛

在乡村的人，走出乡村的人，望着乡村的人，回到乡村的人，谁都无法忘记那些以电影邀约的乡村派对。谁也说不清村里什么时候放了最后一场电影，大家都记得村里放的第一场电影——

电影这个城里的词语传到我老家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10月1日，那是新中国的大日子，那也是乡村的大日子——赶场天。“电影来啦！”乡里的书记从电话中听到县里的书记的声音，说是县上买了一台放映机，要一个村一个村地巡回放电影。“电影来啦！”像是老街上小酒馆刚炒了一盘鸡蛋，香气一下飘满青石板的街道——

其实电影还在路上。

乡里派了几个壮劳力从山外的公路抬着机器，一步一步向山里走来。

中午乡场快要散场的时候，村里的支书满场找村里的男人，要组织他们“抬电影”。支书不知是喝了酒还是家里的猪卖了个好价钱，脸比山上的红叶还要红艳，“快，抬电影去！我抓到啦！”抓来的？后来才知道全乡12个村都抢着放第一场电影，乡里书记面对脸红脖子粗的各村村支书，最后的办法：抓阄！

山里第一场电影在我们白蜡村。

电影抬进村里的大黄葛树下，树下早围满了人，除了几大箱机器，就两个我们不认识的说是放电影的人。大家问支书，唱戏的就他们两个？支书已经没有了乡场上那般红光满面，闷声闷气地说唱戏的在那个铁盒子里。

两个人？一个铁盒子？有什么好戏？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村里老祠堂院坝上竖起了两根竹竿，竹竿上挂着一方白布，白布的四周是方框式的黑布，到过县城的人说那是银幕。银幕的四角被绳子牢牢牵在竹竿上，一根竹竿上挂着一个黑匣子——这是什么戏？

太阳刚一落山，乡亲们纷纷从自家屋中出来，从小路汇聚到大路，从大路汇聚到那方银幕高挂的院坝，溪水一般。

一阵轰鸣声之后，放映机扁担上那颗亮晶晶的玻璃唰地亮起来，哇！院坝上一声惊叫，院坝之上的天空一片明艳！

天哪！放电影的！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叫一个乡村从没有听过的手艺人名字——放映员。很多很多唱戏的人，从放映员脚下的铁盒子里走到那收音机一般的机器上，踏着一束亮亮的光柱走向银幕——小河流水，枪声响起来，歌声响起来，姑娘笑起来······

电影叫《柳堡的故事》。

当银幕上现出“剧终”时，院坝上的人没有一个要走，放映员说今晚的电影到此结束，以后他们还会来的。大家这才纷纷起身，有人围在扁担下的灯泡下，举着一个又一个空瓶子，央求放映员把扁担上的灯油给大家倒一点，说这个点灯很明亮。有人围在银幕下，说刚才上面打枪，掉了那么多子弹壳，捡一个回去做烟锅嘴······

就这样，电影继续在村庄巡走，我们也跟着巡走，直到电影去了更远的村庄······

我们的手中多出了小木枪，我们的帽子上多出了两颗扣子，我们的口中有了那首百听不厌的歌《九九艳阳天》。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唱着歌，脸红红的；我们唱着歌，心中痒痒的，懵懵懂懂的明白生活中还有比水果糖比小木枪更美妙的东西，开始向往长大后要去找一个二妹子一般眼睛那么美、辫子那么长的美丽爱情······

那年我才7岁。

县里就那么一台放映机，走遍全县每个村子要两百多天。就算后来乡里也买了放映机，走遍全乡也要半个月。火柴，油灯，蜡烛，月亮升起来，星星亮起来，每到夜晚，我们总渴望在乡村某一方院坝有一张幕布挂起来，有一片灯光亮起来，盼望过年一般。

哪怕地里的活太累，锅里的饭太稀，不怕！晚上有一场电影哩，心里就热热的。

大家坐在院坝上，等着放映机扁担上的灯泡亮起来，等着银幕上的影子动起来。大人们问着庄稼问着牲口，交换抽着旱烟。小伙们晃过来晃过去，眼睛故作不经意的望着某个姑娘。姑娘们的衣服显然是走亲戚或者赶场的那一身，笑声没有一个关得住的。最幸福的自然还是孩子们，兜里有糖，哪怕没有糖，也有大人们炒香的葵花籽。手里的玩具完全是银幕上那套行头，小木枪，金箍棒，木军刀，头上绝对不忘套上一圈柳条，一圈杜鹃花，大家都成了小兵张嘎——

电影最兴盛的时候，乡里有放映队，私人有放映队。乡里放映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轮着放，私人放映队是谁家有红白喜事请到就在哪家放。婚丧嫁娶，大家都要请一场电影以谢乡邻，喜事不断的时候，一周可能看上七八场。记得当年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老家一个养羊的专业户致了富，国庆节时候专门请了电影说给农村承包责任制过生，那场电影从日落放到日出，直到银幕上实在留不住影子，电影才结束，给乡亲们过了个电影饱瘾。后来被本地日报记者知道了写成新闻《给责任制过生》，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回到今天的乡村，到处是灯光，大家关着门看电视，看影碟，看电脑，从银幕到荧幕，多年前把电影搬到屋里的愿望实现了，天地之间再也见不到升起的竹竿、高挂的银幕、汇聚的人群。

回眸远去的乡村电影时光，说不清是失落还是欣喜。乡村电影虽然散场啦，新的文化娱乐形式正层出不穷地上场！

(作者系万州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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